大覆盖中的

　　荒诞的历史画面

　　50年代末形成的，到60年代由推波助澜，进入狂热的“新阶段”。本人在各种公开场合“语录不离手，不离口”，以他特有的尖声“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高举”、“紧跟”、“照办”。号召人们“活学活用”、“走捷径”、“天天读”、“背语录”，用“顶峰论”、“天才论”、“决定一切论”、“超过物质论”武装头脑，做忠于的“好战士”。至“”中，神州大地被一片浓厚的教气氛所，到处盛行着“早请示”、“晚汇报”，大会小会敬祝“红太阳万寿”，男女齐唱“语录歌”，老少共扭“忠字舞”。

　　某报1968年4月13日的报道，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历史画面：

　　“3月23日7点30分，卫生科全体人员迎着初升的红太阳，高唱《东方红》，背《老三篇》，向伟大毛庄严宣誓。手术室里，四壁挂起毛像和毛语录。张□□念着毛语录：下定决心，不怕，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安详地躺在病床上。病人呼吸困难，在场立即用毛的：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鼓舞大家很快地查明了原因。是瘤子上的膜，还是腹膜分不清，党支部及时地用毛的激励他们：千难万难，有了思想就不难。他们终于认清了这层是腹膜”

　　一家的资深编辑，对时期办报情况做了如下回顾：

　　“当一版有毛的照片时，就必须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的方向。甚至文字上有毛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没有贬义词。后来，只好做一个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出来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头打开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照片或名字前后，有没有贬义词。经过严格检查后，没有贬义词才能付印。几乎，每期都要这样干，版面透视机，直到前几年还保存在军报仓库里”。

　　今天的人们看来，这些事情是多么不可思议和荒诞可笑!然而确确实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曾以无可奈何或崇高而严肃的心情这样干过的。让后来人这些而荒诞的历史画面吧，这就是!

　　所以走红并非都因骗与

　　曾几何时，人们把称为“骗子”，全党上下讨论“如何识别骗子”，结果越讨论越糊涂。究其原因，盖因文不对题。30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可以心平气和地说：并不全是“演戏”，也并不全是“”。

　　建国以后，50年代重视，主要出于对军队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考虑。历来重视军队，夺取年代曾讲过“枪杆子里面出”。建立全国以后，十分重视军队在巩固中的作用，军队被称为“的柱石”。十大元帅排名第二的彭德怀，抗美援朝回国以后出任长，主持军委工作。不久，对彭的工作感到不满意，认为“不懂挂帅，经验主义，只习惯老一套”。后来，由于个性不同和某些意见分歧，甚至对彭德怀个人也有所疑虑。在庐山会议上曾说：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上讲过，准备对付，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5月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提议十大元帅排名第三的，因养病未担任具体工作的，增补为中央副、局常委，给他的任务是，好好养病，准备应付第三次世界大战。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出了问题”，作为“援兵”大力支持，狠批彭德怀，激昂地对彭说：“只有毛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庐山会议以后，自称没有“野心”的取代彭德怀，于1959年9月17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长并主持军委工作。

　　进入60年代，以挂帅和推动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的想法，逐渐占主导地位。面对许多人“跟不上”，领导人之间在若干问题上出现分歧的局面，没有反思自己的主张正确与否，而是归咎于自己的权威被削弱了，认为“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他通过加强的办法，进一步推行自己的主张。而主持军委工作以后的一系列做法，恰恰符合了的意图。

　　1960年12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高举思想红旗，把思想真正学到手”，并以“决议”形式发全军贯彻。由部队开始，在全国范围掀起“活学活用”的热潮。这一时期，关于思想和毛著作的一些讲话，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顶峰论”(“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捷径论”(学毛著“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最高论”(“要把毛的书当做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以及“活学活用”、“天天读、天天用”、背“老三篇”等等。为“”大造了，其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的恶劣学风，更是祸及全党全国。

　　的有识之士，曾对的这一套错误做法进行了抵制，甚至是公开的。主持全军工作的罗荣桓元帅，在60年代初“活学活用”刚出笼时，就表示不赞成。他说：“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著作，绝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后来，他又在军委会议上当着的面提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难几条语录，就能把部队建设好?”当面不吭声，会后却认为罗荣桓反对“带着问题学”就是反对毛。事情反映到中央，中央处开会讨论，大家一致赞成罗荣桓的意见。1975年9月在农村工作会议上谈起这段历史时说：“把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著作要学实质。当时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这个意见。”后来又闹到那里，虽然不认为罗荣桓是“反毛”，但却支持的主张，批示总政“照同志意见办理”，并在一次会议上表扬“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的措施”。

　　由于“左”的思想，50年代末搞的“”带来大损失。为总结经验教训，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七千多人参加，故称七千会。面对许多人对中央工作提出，虽然也号召发扬，“白天，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并作了，但内心里并没解决问题，甚至对很反感。这从“”初期曾讲“七千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才出了这口气”，可以得到印证。

　　在七千会上摸准这一心理，为之大唱赞歌。他面对“”造成的大损失，轻描淡写地说：“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上却得到了很大收入”，并极力为责任，认为发生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的”去做。最后提出一个有很大影响的公式：“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这个公式不仅把党和的一切胜利归于个人，而且把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代表正确方向，夸大为不再需要实践检验，永远正确的真理。的与众不同的讲话受到的赏识，怀着难以的喜悦心情对会议参加者罗瑞卿说：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答：我作不出来。在我们党面临困难，应该也有可能些的时候，继续的，为全党正常开展与，正确总结经验教训设置了障碍。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为纲的指导思想，指出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思想立即得到的和响应。一贯标榜：“我的职业是搞军事，兴趣是搞”。他主持军委工作不久，即提出：“人的因素第一，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四个第一”的实质，用自己的话说，即“我们要想办法发挥思想的力量代替物质的力量，以至于超过物质的力量”。1964年以后又提出“突出”，“就是突出思想，就是抓”，就是“毛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并表示要“处处突出，事事突出，时时突出”，“年年突出，永远突出”。还以“突出”为标准，把干部分为两大类，“突出的”，“就是头号的大好，不然的话就是头号的大坏”，表示“谁不突出，就罢谁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

　　说来也是巧合，的“突出”刚提出，在部队内部又受到一位姓罗的抵制。不过不是罗荣桓(他已于1963年12月去世)，而是时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罗瑞卿1965年1月9日在军委办公会议上表示：“必须把思想工作落实到军事训练和其他各项工作之中”，“如果单纯把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恐怕不能算好，是空头”。同年11月，给写信，罗瑞卿“”、“反毛”、“逼让贤”。12月2日，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对突出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有所。”12月8日，中央在上海召开局扩大会议，罗瑞卿“篡军”，会后解除了罗瑞卿的总参谋长职务。

　　然而围绕“突出”的争论并未结束，1966年2月，在全国工交会议上明确表示：“挂帅要落实到生产上”。4月，《》发表三篇由审定的关于突出的，强调“要落实到业务之中”。这些主张，当即被作为“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某报于1966年2月3日至4月5日，连续发表7篇“突出”的。其“五论突出”集中宣传了关于的观点：“毛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的话一定要不疑，照办。读毛的书，不是一般地读书。一般地读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就必须执行，最高就尤其要执行。毛的书，、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照办就行了”。至此，创造了极为浓厚的气氛，为发动“”做了充分的准备。

　　本人在一片气氛中，也被涂上神圣的，成为“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人”，并且载入庄严的。当时出版的《林副语录》、《林副》，在“编者的话”中对做了20个“最”的评价：

　　“林副是毛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最理想的人，是全国人民最的副统帅。林副把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最忠最忠最忠，跟毛最紧最紧最紧，对毛著作学得最活最活最活，对思想用得最好最好最好。林副是全党学习、贯彻、宣传和捍卫思想的最高典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鼓吹的三个口号

　　鼓吹的三个口号是“高举”、“突出”和“紧跟”。这三个口号，画龙点睛地体现了的“精髓”。以后，仅仅说的“高举”、“突出”、“紧跟”“是假的”，而不对口号本身进行认真的清理和清算，其影响是难以绝迹的。

　　关于“高举”：

　　上台伊始，即把“高举思想伟大红旗”当做口头禅。在他的下，天天登“语录”，文章篇篇引“语录”，大会小会诵“语录”，各种文件顶格印“语录”。后来发展到个别地方买东西、打电话，也要先背一段“语录”。“”中，对立的两派搞武斗，更是少不了“打语录仗”。

　　对于的这一套“高举”，虽有狂热响应者，但不少人有反感，更有少数勇敢的思想先行者当即提出尖锐的。如抗日战争时期参加的老干部陆秀兰，写文章指出：“把毛语录叫最高，说毛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把毛说成封建了”。西北工业大学姜明亮等人，1968年4月、毛，表示：“马克思主义认为，凡真理都是相对的，认为一个人说的话句句是真理，只有在封建社会被神化后，才出现所谓金口玉言之说”。提意见者虽然厄运，他们的思想却永照后人。

　　每读这些史料，不能不使人内心受到一次震撼。笔者与许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样，直到1971年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才进行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反思：为什么能“打着红旗反红旗”，并且让如我这样的许多人“上当”呢?一个重要教训是，不管什么事都不能，都要问问科学不科学，离开科学，就要变为。

　　关于“突出”：

　　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局扩大会议上有一篇著名的讲话：“毛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根据这一思想，《》1967年11月3日，发表《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思想的绝对权威》的著名文章。后来，从理论上和历史上掀起“突出”的狂潮。当时曾出笼过《两条线斗争史》，鼓吹历史上只有一个人正确，其他不是教员，便是正确领导的陪衬，整部党史就是单枪匹马和其他少数人物的斗争历史。这部《斗争史》的性，人们从近些年披露的大量史料中已有所了解，不再赘述。这里，介绍一下当年由控制的某重要单位，是怎样大造，马克思主义关于的学说，地“决定一切”的。

　　该单位于1970年11月3日出一个关于问题的理论性文件，名曰：《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捍卫毛最高地位——学习关于、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学说的体会》，要点如下：

　　(1)在、政党、、阶级、群众五个关系中，“是群众的灵魂”，“必须承认在和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决定着的命运，决定着政党的命运，决定着的命运，决定着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命运”。

　　(2)“党的领导就是毛的领导”，“毛决定着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着我们国家性质，决定历史的发展”，“没有毛，就没有党，没有，就没有和劳动人民的一切”。

　　(3)“永远忠于毛，捍卫毛最高地位。这是根本利益的需要，巩固的需要，是把中国和世界进行到底的需要”。

　　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此地“英雄创造历史”、“决定一切”的主义理论，实属罕见。然而，如果仅仅把这看成个人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五年以后，又掀起过一场“突出”的新，其形式、规模、气氛都让人感到似曾相识。如×报1976年10月29日文章：“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为爱不爱我们的。”还有许多报刊、，称是“江山永不变色”的“可靠”，“有了华，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要求人们“像热爱毛那样热爱华”，“无限信赖”、“永远忠于”华。

　　接二连三的出现“突出个人”的历史教训，说明不只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党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如何科学地认识的作用以及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并未搞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率先提出“是人不是神”，老家重申列宁的思想：“党的是一个集体”，“任何时候，都不能夸大个人的作用，不能个人说了算。要看到，像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大党，即使是天才，如果突出个人，独断专行，就一定要犯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在《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我们不能把个人放在人民群众之上，不能把个人置于历史规律之外”。他认为“突出个人”造成的危害是：“第一，根本不可能有党的集中制;第二，根本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第三，根本不可能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家长制等封建主义，并被某些利用搞主义。”1980年7月30日，中央庄重地发出《关于“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并着手解决高度集中体制的问题。

　　关于“紧跟”：

　　本来我们党并没有“紧跟”这个提法，1958年个别领导干部提出，“跟着毛走，就不会错的”，当即指出这话不正确。他于1958年5月17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表示：昨天有同志讲：“跟着某某人走，就不会错的”，这个“某某”就是指的我——。这话要考虑。我说，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胡里糊涂地跟，要思考，什么都跟就不好。

　　可惜的是这一正确思想，随着之风盛行，而被抛弃;提倡的“紧跟”口号日益走红，并且形成一种浓厚的风气。

　　“紧跟”口号理论上存在的问题，已讲得明明白白。这一口号在整个时期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也早已有目共睹。如：由此形成的不管曲直，闻风而动，一哄而起的盲动作风;虚张声势，比谁嗓门大、调子高的形式主义作风;看风使舵、投机取巧的虚假作风，等等。

　　我这里想进一步讲讲提倡“紧跟”的，其内心深处是怎么想的，什么是“紧跟”?为什么要“紧跟”?这对我们理解他的“紧跟”口号，颇有启迪。

　　“九一三”事件以后曾出过不少“材料”，其中有和叶群的读书笔记、札记之类的东西。现摘录几段，并稍加评析，奇文共赏。

　　其一，“古策：(1)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2)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一字千金——不在多，少而精，同意，顶用;一刻千金——抢时间，早一刻则礼到意到，迟了被动”。把党的与干部群众的关系视为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的话具有绝对权威，不管对错，说一不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只许唯命是从。——此为“紧跟”含义之一也。

　　其二，“党性，遵命性也”，“集中制——服从——纪律”。这里把党性——员为崇高理想而自觉献身的，为只是对和上级的盲目“遵命”。把集中制仅仅归于服从和纪律，取消了“集中制一个重要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即取消了党的。——此为“紧跟”含义之二也。

　　其三，“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的称号，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此话的表明以个人得失为中心，投上所好，看风使舵的投机心理。——此为“紧跟”含义之三也。

　　其四，“的左倾高姿态”，“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不得已时使用捧上的办法，然后之，打下之”。这番话了“当面说好话，背后下”的两面派、家的。——此为“紧跟”含义之四也。

　　的这四种心态：封建主义的君臣心态;反对的心态;为个人得失不讲原则的投机心态;心怀叵测的家、两面派心态，充分展示了他所鼓吹的“紧跟”的本质，值得后人深思。

　　试解之谜

　　生前乃至死去多年，仍然躲在一团神秘的之中。他的所作所为，黑白反差之大，令人目瞪口呆，不可思议。在许多目中，已经成为“”、“”、“两面派”的。其实，并非天生的两面派，甚至并非专事阿谀逢迎的人。和共事几十年的元帅，谈到建国以前的时说：“我觉得他比较年轻，世故不多”。曾任多年卫士长的李银桥也说：“我在身边的期间，来见时，总是正襟危坐，板着面孔，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敢发表意见，甚至当面否定的意见，像这样毫无拘束，在面前敢说敢争的军事将领，彭德怀和是比较突出的。”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成为“语录不离手，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的两面派和推动的呢?

　　曾讲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无法任意，制度不好可以使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由于我们国家在“”及“”以前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实行的是“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的“中央高度的管理体制”，形成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不受，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身依附关系，君臣父子关系，猫鼠关系。在这些地方和单位，根本不谈什么，什么社会主义。大搞，正是这种高度体制的历史产物，其实质是对手中具有的无限的。

　　念念不忘“权”，对“权”的力量与作用，到膜拜的程度。他离开与的历史内容和社会内容，奢谈：“权的占有是总的占有，有权就有一切”，“没有，就没有一切”;“笔杆子、枪杆子，夺取靠这两杆子，巩固也要靠这两杆子”。最终，把对的，归结为对掌握的人的，鼓吹：“领导班子就是”，“决定政党、的性质”。我们从角度去看，就不会对他一方面鼓吹的，一方面又看出存在的某些问题，并在一定条件下加害，当成不可理解的事。他，是手中具有的绝对，说：“同意，非同意其事，乃同意其人也，天也”，他还说：“遵命乃、大勇、大智”。这表明，在看来，谁掌握绝对，就应该全心全意谁，这是“、大勇、大智”，乃天经地义。当然，这种的核心是“为己”，如叶群所说：“得一人得天下”。加害，还是，如《五七一工程纪要》所说：“B52好景不长”，“领导权落到谁的头上，未来就落在谁的头上”，于是不顾一切的密谋抢班。我们研究和总结问题的历史教训，绝不能仅仅停留在揭露某个人的品质和上，而要对所代表的作为高度体制反映的“”，进行认真的。

　　《中国思想工作全书》指出：“是他人或团体作出某种行为的能力”，国外学者马克斯·韦伯也指出：“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在其他人的行为之上的能力”。这说明本身有很强的“支配性”和“不平等性”，再加上持有者，会或明或暗地享有许多特殊的利益，以及普通人难以享有的地位、荣誉和上的满足，又具有很大的性和腐蚀性。，正是具有的这种性和腐蚀性的产物。极力鼓吹是一种“占有”，完全不讲“是一种社会责任”，把者当成社会的主人，而不是“社会的”;它鼓吹万能，有了就可以，只要牢牢地把住，就可以万寿、永远健康，而不知的基础在人民，得者得天下，失者失天下;它鼓吹“官大表准”、“有权就有真理”，提意见者一律视为“反对真理”、大逆不道，殊不知“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鼓吹的“”，是进一步领导体制、根绝不可缺少的一课。

　　来源：《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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