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粉碎“”，拉开了历史转折的序幕。但是10年“”造成的思想和混乱，难以在短期内消除。1978年5月，同志组织理论界、新闻界发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扭转左倾错误方向，真正开始了全面的，踏上了的征程。
《解放军报》在“”中是一个重灾区。“”对《解放军报》，甚至强令军报变相停刊达178天之久。因此，“”后，解放军绝大多数同志身上没有包袱，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思想空前活跃。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宣传中，《解放军报》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线，大胆创新，走在、解放思想的前列，为中国新闻史留下了精彩的篇章。
粉碎“”后，根据中央的部署，《解放军报》组织了“”的三大战役，每一个战役都推出了在全军以至全国有影响的重头文章。特别是连续发表10篇“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把被“”的线纠正过来，推动全军部队展开了“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思想教育；还发表 3篇脍炙人口的杂文：《“风派”人物脸谱初析》《“震派”人物改恶从善》《给“留”派人物画个像》，把“四害”时期一些丑物的面目，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被多家报刊转载，风行一时。
当时党和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比“”更为严重，就是如何排除继往开来的思想障碍，确立新的前进方向。1977年2月7日，全国普遍刊登了播发的“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其中提出：“凡是毛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凡是毛的，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著名的“两个凡是”。此文引起老同志极大反感。这篇以“”中的“两报一刊”名义发表，其实军报的同志并没有参与。
1978年5月11日，《日报》发表特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开了反击“两个凡是”的突破口。《解放军报》当晚予以转载。尽管当时在军报内部也有一些表示拿不准的意见，但是在值班副总编辑薛真的主持下，《解放军报》在这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上，最终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在此之前，时任解放军处副处长邵华泽已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文风与思想线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邵文最早提出了实践标准问题，并联系实际作了说明，理论界人士后来称之理标准讨论的前奏曲。但文章主题是讲文风问题，当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随后发表的《日报》的文章，迅即引起极大的反响，但这个势头很快就遇到了阻力。在文章公开发表受到后，中央党校吴江、孙长江迅即撰写第二篇文章，作出回答。但是因为下达了，《日报》《》都不可能再刊登这类文章。
在这种情况下，吴江把稿子送给了，同时求助于《解放军报》。他给军报副总编辑姚远方写了一封信，将孙长江执笔的文章送给军报。当时军报刚刚刊登了同志在全军政工会上的讲话，是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吴江当时找军报只是抱着一种试试看的态度，不想军报总编辑华楠、副总编辑姚远方表示完全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答应刊登。吴江提议不用个人名义而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其实，吴江将此稿报送同志后，即与秘书长罗瑞卿多次联系，并派秘书将稿子送到罗瑞卿手中。罗瑞卿明确表示支持。
早在军报转载《日报》文章后，罗瑞卿即给华楠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很好，意义重大，解放军报要认线月上旬，军报发表在全军政工会的讲话后，罗瑞卿又军报要根据小平同志讲话，组织文章。在看到中央党校文章清样后，他要求军报和作者商量，加上毛和同志的有关论述，做到“立论更稳，无懈可击”。为了这篇文章，他先后给军报打过5次电话，直到去治病登机前，还对军报领导说：“（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打我的。”
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长达1.6万字。全国各大普遍刊用。理论界、新闻界称之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姊妹篇。由于军队的特殊性，这篇文章对于冲破阻力，掀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起到积极作用。刚刚被封上的突破口再次被打开了，并且扩大了。
1979年初，由于发生边境自卫还击战，许多部队未能充分参加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因此，《解放军报》在战事结束不久就发表，提出我们军队的同志要抓紧补上“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课，要重新好好学习三中全会文件”。当时，“补课”的意见并没有来自上级的。这在当时是冒尖和极具创意的，表现出难能可贵的。一个月之后，同志在听取海军领导同志汇报时，讲到补课问题。军报接着连续发表《补课要补到实处》《敞开思想讨论》《对待思想的正确态度》等评论文章，把真理标准讨论引向了军事领域。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一个最突出的矛盾，就是怎样看待解放思想和高举旗帜的关系。《解放军报》也经过了一个探索的过程，一方面逐步清理被“”的思想理论，在宣传上展开；一方面高举思想的旗帜，正确评价同志的功过，把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并且逐步明确，要右，主要是防止左。
1977年11月，、罗瑞卿等同志到广州，见副，为修改叶帅在年底召开的军委会议讲话稿征求意见。总政机关的几位同志，军社长华楠及一位编辑随同。
去广州途中，大家讨论讲稿的主题，问：“讲话稿中有没有提以为纲？”华楠答：“没有提。”罗瑞卿说：“为纲是根，‘’用这根把大批老干部了。你们查查资料，看看毛在不同时期是怎么讲以什么为纲的？”
华楠随即打电话布置军报有关部门收集资料，整理一份历史上毛有关“纲”的提法。军报随后整理的资料表明：毛有关“纲”的提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依据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有改变的。如1958年提出“工业以钢为纲”，1960年提出“农业以粮为纲”。这说明，军队以整顿、要准备打仗为纲，在理论和实践上是站得住的。
罗瑞卿看后说：“这个材料驳‘凡是派’有力，说明以什么为纲是可以变的嘛！”说：“在某一个时期内，我们以、‘’为纲是可以的，但是要很快转，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不应再提‘以为纲’了。”
1978年1月30日，《解放军报》在一版头条发表编辑部文章《军事战线一场的斗争》，继而在2月3日，又在一版头条发表编辑部文章《毛关于抓纲的思想不容》，这两篇文章，都在“为纲”这个根本性问题上，进行，实际上为否定“下继续”的理论，进行了准备。
“”初期，《解放军报》曾连续发表7篇论“突出”的，并在一篇编者按中，将《》提出“要落实到业务上”“必须通过业务来实现”“没有无业务的”等观点，地斥之为“统统是”。
粉碎“”之后，要不要对这些错误的宣传“还账”？解放军专门派出3位同志到人民日征求意见。此后又在军报内部经过了反复的讨论。1979年2月22日，军报用长篇编者按的形式，公开检讨“”中在宣传工作上所犯的错误，把应该落实到业务等正确观点说成“统统是”，，狂妄，在和业务、和生产、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等问题上造成极大的混乱。
这种检讨和反思，不仅是为了被“”的思想理论，而且根据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线，营造了。
围绕着解放思想的宣传，整个宣传战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党报作为，其宣传倾向是与不同意见有密切关联的。从军报来说，有个典型的事例，就是1980年宣传“兴无灭资”。
“兴无灭资”是《解放军报》宣传的各种口号中争议最大的一个。这一口号在“”极左的年代，同“以为纲”紧密联系。但是到了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再提出来，已经明显落后于人们的认识实践，就显得很扎眼。
1978年5月24日，军报发表评论《打好灭资兴无的思想仗》；1980年4月，又集中展开“兴无灭资”的宣传。当时在地方上，穿高跟鞋、戴太阳帽、烫头发都被说成是“污染”的表现，部队也有相应的问题。1978年12月，《解放军报》刊登一条消息：广州军区部作出，取消战士不能买收音机的，受到广大战士欢迎。这在今天听起来，是不是匪夷所思？连听收音机都成了新闻，涉及到污染，可见思想解放遇到的巨大障碍。
1980年8月，同志对“兴无灭资”这个口号提出了明确的意见。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前些时候有的地方为了进行思想的教育，重提‘兴无灭资’的口号。现在看来，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
这个事例给我们留下哪些历史启迪呢？那就是，在重大的理论或矛盾问题争论中，不能只讲“唯上”、只是“紧跟”；面对不同意见，宣传要防止主观，不要动不动就“”“”；要善于用的方法、讨论的方法，形成正确的意见。这是办好、吸引读者的取胜之道，也是运用统一思想的成功之道。
与此同时，军报在“说三道四”问题上，就是经过不同意见的激烈讨论，最后达到思想统一的。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认识，说三中全会以来的线方针政策是反“左”，四项基本原则是反右。军报编辑部内部也有分歧，有些领导在把握反倾向重点时，往往是反“化”比较有力，而对左的不够鲜明，导致社会上产生《》说三、《解放军报》说四的印象。
1981年4月，军报发表：《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武器错误思想影响》，最早公开在上“左比右好”的思想—即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是内部问题，右是敌我问题；或者说经济上要反左，上要反右。评论提出，不要用一个框子去套，什么事情都贴上一个左或者右的标签，是什么问题就纠正什么错误，实事求是，用正确思想克服不正确的思想。此文发表时恰好《》也发表评论，隔日两报同时转载对方的评论，都强调三中全会线和四项基本原则完全一致，因而社会上流传的《》说三、《解放军报》说四的议论就随之淡化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军队来说，最高的实践就是实战。因此，在1979年初的边境战事结束后，《解放军报》迅速把真理标准讨论引入军事领域，军事训练，发挥了号角的作用。
1979年4月11日，军报发表长篇《把自卫还击战的经验变成全军的财富》，强调总结经验要系统、全面、成套，“西瓜要抱，芝麻也要捡”。局部参战，全军受益。这个阶段的军报宣传不等不靠，自下而上地总结和宣传了大量来自基层和实战的经验教训。
1979年7月25日，一版发表读者来信《尽快恢复提拔干部经过院校培养的制度》，从边境作战的经验入手，强调干部经不经过院校培养大不一样，“没经过院校照样打胜仗”的错误认识。
当年11月，推出《军事纵横谈》专栏，刊登《以敌为师》《参谋考将军的联想》《“纸上谈兵”辩》等大量反思性的杂文，对于打破的军事思想产生广泛影响。
早在边境作战之前，1978年11月，军报就发起了《怎样训练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的讨论，这个讨论一直持续到1979年12月。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强调合成训练，改变“车马炮不见面”的状况。
在这种背景下，《解放军报》推出了一个重大典型—“蓝军司令”，为此发表特约《从研究敌军上突破》。这个典型可以说是继上世纪60年代宣传“硬骨头六连”“郭兴福教”之后，军事领域又一个影响深远的典型。如今，人们也许忘记了蓝军司令王聚生的名字，但这个典型的意义已经融入部队实践，“蓝军司令”已经成为一种训练观念、一种训练方式。
粉碎“”后，《解放军报》曾经用长篇编者按的形式，公开检讨“”之初，军报在《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中，鼓吹“突出”，鼓吹“文艺论”等错误，坦率地承认：“那时本报在新闻界是带了头的，调子是最高的，所起的作用很坏。”这一检讨让《解放军报》很快放下了历史的包袱，轻装上阵，投入到和的宣传中。这一时期，《解放军报》在新闻的实践中，也是走在新闻界前列的。
1977年9月，《解放军报》在新闻界首先发起声讨“帮八股”，大张旗鼓整顿文风，连续发表评论《帮八股》《从“假”字开刀整顿文风》《从领导作风上找找原因》，吹响了新闻的号角。《》《日报》分别转载了这几篇文章，在新闻界产生很大的影响。
1980年2月至8月，解放军先后举办两期新闻业务研究班。第一期侧重理论探讨，提出“努力按照的特性办报”“正确理解新闻的指导性”等观点，形成了《军报新闻的》，就重大事件报道、会议新闻、工作报道、扩大新闻报道面等，提出方案。第二期研究班侧重新闻实践，下部队集体采写新闻35篇。两期研究班的，汇集成《谈谈新闻》《新闻尝试》两本小，受到新闻的重视，各新闻单位纷纷，风靡一时。
两期研究班的一些研究，在军报版面上得到了体现。比较典型的是三个专栏：1981年11月，军报创办《一句线月创办《谢顾问答读者》；1984年3月创办《鸡毛信》，刊发当日或隔日新闻。这3个专栏都被《新闻年鉴》作为新闻典型栏目予以介绍。同志在谈到新闻要新、短、多、广时，给予肯定和赞扬。
这一时期的军报新闻，不仅在打假、揭短上颇有勇气，在抓文风、抓时效方面卓有成效，而且在揭露问题、触及时弊上尖锐大胆。例如《成都军区干部部长王拙如以权谋私为儿子骗取干部职务》《十四个工作组为什么帮出个后进连》《好多天走马观花半小时》等性报道，即使在今天看来，都是犀利的。
经过了和初期的洗礼，义渠骇《解放军报》终于迈出历史性的一步，经过两年的努力和批准， 1987年1月1日，从军内转为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为此，军报提前做出两个动作：一是将版式全部改为横题横文，打破了100多年来我国版式的旧框框，在新闻界独领。《新闻战线》约稿专门介绍。当时有新闻学者撰文激烈军报新版式是“全盘西化”。而实践证明，这种横排版式适应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后来全国报刊几乎全是横排版式了。
二是策划“祖国周边行”的新闻采访活动，两年时间回到起点，700个日夜，10万公里行程。中国记协在记者凯旋之际专门举行了庆祝会。这次采访活动被收入《中国新闻学之最》。
回过头来看，和初期的《解放军报》，是军报发展史上思想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也是军报重要言论被转载最多的一个时期，对历史转折时期的军内外导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