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至1944年，短短4年，“雾季公演”成就了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共打造242台进步话剧，其中，《屈原》《大地回春》等经典之作相继问世；郭沫若、阳翰笙、田汉、夏衍，白杨、舒绣文、金山、张瑞芳，怒吼剧社、上海影人剧团、中华剧艺社……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印在了中国话剧史上。
这与及其领导的中央南方局的支持密不可分。“雾季公演”对宣传抗战救国、团结、增强民族自信心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42年4月3日，话剧《屈原》首演的日子，剧本由郭沫若亲自操刀。《屈原》上演之后，轰动山城，重庆各报竞相报道公演盛况，称其“空前未有”“堪称绝唱”。对《屈原》给予肯定，茅盾称它“在当时起了显著的作用”。这部话剧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它与“雾季公演”有何关系？
时间回溯到1941年10月，沙坪坝歌乐山脚下的“全家院子”，一位儒雅的男子对一位戴眼镜的男子说：“马上就是你50大寿了，得好好庆祝。”
戴眼镜的男子是郭沫若，时任国民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提出要为郭沫若庆生的是时任中央南方局、国民军事委员会部副主任的。
郭沫若的担心不无道理：1941年，“皖南事变”直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时间，位于大后方的重庆着，对抗战失去信心。
“这不是单纯的给你祝寿，这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斗争、文化斗争。当前举行公开的群众是犯禁的，而我们用祝寿的办法，却可以发动一切进步的力量，冲破敌人在文化上的！”向郭沫若和盘托出了他的计划。
由此，“雾季公演”拉开序幕。1941年10月11日，中华剧艺社的《大地回春》，打响了“雾季公演”第一炮。紧接着，《棠棣之花》《春秋》，揭开庆祝郭沫若50寿辰的帷幕。随后，曹禺的《人》、沈浮的《重庆24小时》、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也陆续亮相。
“两人商议的地点是在‘全家院子’的国民文化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位于今沙坪坝区西永街道香蕉园村。”重庆文史专家介绍。
10月25日，记者几经辗转来到香蕉园村。一个古朴的四合院映入眼帘，门口立有一块“全国重点文物单位”的石碑，写着“国民军事委员会部第三厅暨文化工作委员会旧址”。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1942年1月2日至11日，郭沫若仅用10天时间，完成五幕历史剧《屈原》。话剧《屈原》讲述的是战国时期的三闾大夫屈原在楚国的，实际上是借古人之酒杯，浇今人之块垒——借强秦的楚国，来暗喻正日寇侵略的中国之现状。”说。
《屈原》剧本脱稿后，郭沫若把它交给重庆《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孙伏园。1942年1月24日至2月27日，该报连载了《屈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读后，看出了作者的春秋笔法，大发雷霆，狠狠了一番，并立即撤销了孙伏园的编辑职务。
关于演出盛况，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1942年4月3日，《屈原》在国泰大戏院隆重上演……在以后的15天里，很多人抱着被子睡到剧场门口，等待第二天售票，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赶来看戏。”
戏中独白《颂》传诵一时，重庆大街小巷，到处可以听到有人朗诵台词：“爆炸啊，你从云头滚下来吧！”就连人力车夫与发生冲突时，也会喊出这句话。
彼时的国泰大戏院是“雾季公演”的主阵地，地址位于柴家巷口。家住渝中区储奇门的李贵老人就对国泰大戏院记忆犹新：戏院门口有霓虹灯构成的“国泰大戏院”五个大字，看上去非常时髦；戏院内有6盏磨砂大吊灯。“那时，看戏既是为了寻求共鸣，更是为了寻求力量。”
当记者来到曾经的柴家巷口，这里早已变了模样：一侧是重庆时代广场，另一侧则是新修建的国泰广场，人来人往，依旧热闹。新的国泰艺术中心就在200米外，大红色的大楼像一团燃烧的“篝火”。
对于《屈原》，给予高度评价：“我们钻了一个，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斗争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这一缺口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说，借助戏剧这一平台，中国高举抗日爱国大旗，向灾难中的中国发出了狮子般的吼声。作为社会文化活动，“雾季公演”号召积极参与到抗战御辱、反对的运动当中，俨然成为以为主导的抗战进步文化活动。
在南方局的下，除了在国泰大戏院、抗建堂、七七抗战剧等演出外，话剧还走进工厂、学校，甚至广大农村剧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为了让《屈原》演出获得成功，幕后负责人阳翰笙决定为其配备强大的演出阵容，哪怕是一个配角，也决定由名演员来演。剧组最后确定：金山饰屈原，张瑞芳饰婵娟，顾而已饰楚怀王，白杨饰南后，施超饰靳尚，孙坚白饰宋玉，导演陈鲤庭。
要把这些名导演、名演员从各单位借出来谈何容易！1942年3月11日，阳翰笙在七星岗孙师毅家中向汇报：戏还没有演，就碰到这么多困难。就这些问题作了对策性的具体，使这些问题都得到的解决。
《屈原》剧中的《颂》是20世纪40年代“屈原”的吼声，演出难度很大。为使演出效果达到最佳，把金山、张瑞芳约到红岩村，一起研究《颂》，并叫金山朗诵给八军办事处的同志们听。对金山说：“这是表达郭沫若的重要台词。注意台词的音节和艺术效果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充分理解郭老的思想感情，要正确表达。这是郭老说给派听的，可以预计在剧场中一定会引起观众极大的共鸣。这就是斗争，所以必须要以内心的真情来朗诵这段台词。”
据重庆图书馆提供的史料记载，仅仅是郭沫若的五幕剧《棠棣之花》，就在国泰大戏院一连观看了七遍。
“在南方局的领导下，抗战戏剧呈现出突飞猛进的态势。”沙坪坝区文化委主任、旅发委主任认为，正是这些热血澎湃的戏剧，让曾经沉寂的中国戏剧舞台活跃起来，文艺创作随之发展，好作品争相问世，而这一切对宣传抗战救国、团结、增强民族自信心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重庆‘雾季公演’不仅业绩辉煌，而且影响深远，它很快就体现在抗战胜利后拍摄的《八千里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影片的成就上，参加这几部影片拍摄的，大多来自重庆的抗战剧坛，它更为解放后的中国戏剧、电影艺术的发展，储备了大批干部和人才。”对于“雾季公演”，已故著名话剧史家石曼曾如此评价。
1941年，“雾季公演”刚拉开序幕时，阳翰笙选材太平史实写出话剧《春秋》，揭露声讨派制造“皖南事变”的。
后来，通过斗争，11月底，《春秋》在国泰顺利上演，、郭沫若等都来看戏。演出后，那句“大敌当前，我们不应当自相”的经典台词响彻嘉陵江边、歌乐山头。
当时，《屈原》剧本才刊出时，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是了历史，比如“屈原身边哪有婵娟其人，屈原哪有《颂》之作”，一时间，《屈原》要不要搬上舞台成为了问题。
反复读了剧本，又和郭沫若讨论了剧本中的一些问题。他说：“拿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兼艺术家，我同意。说他是的思想家，容有商榷的余地。”认为：历史剧的创作，只要大的背景和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不历史真实就可以，不必拘泥于非主要人物和细节。
他对剧中的《颂》特别赞赏：“屈原没有写过这样的诗，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着屈原的口说出他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国统区广大人民的之情，是，好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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