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迟 郭沫若 1942年元月2日，郭沫若开始动笔写作历史剧《屈原》。短短十天全剧完成，这十天中间，郭沫若在外做过四次，每天照常会客，还替人看稿（元月5日为朋友写的《山城夜曲》看稿，用去
与K.L..（李尔王）的因为背不出来，所以不引莎翁的句子有平行。所以虽是的诗句，我还是不主张这一段独白存在于《屈原》剧中。”
a型血人的性格徐迟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他不赞成这段独白存在于《屈原》中是因为它与莎翁的句子“有平行”。直白一点说，便是“袭用”。一个著名诗人、戏剧家、学者，袭用莎士比亚剧中的内容和句子，这是颇为严重的事情。所以，徐迟从郭沫若声誉出发，认为，就算这一节是“的诗句”，他仍主张将其删除。
不仅此，连删除之后如何补救的方案，徐迟都替郭沫若作了设计：“请你原谅我，我真是要提议呢，把暴风雨的场面改为《天问》的场面，或别的场面《天问》尽可以不投合近来那大量的时髦而注意的剧作者的胃口，若你把《天问》构制起来，我相信，你的诗句是天上的静静的夜的大戏院里，那些星座一样灿烂，无穷的灿烂的诗句，能使听众晕倒。”
读到徐迟的信，郭沫若寻出莎士比亚的《李尔王》， 将其中第三幕读了一遍，“的确是有些相似，相似的令我自己都感觉着有点惊讶。”
这是偶合还是袭用？当然得郭沫若自己来解释。他在给徐迟的回信中这样说：“但我要告诉你，我很惭愧，象这《李尔王》这戏剧中最完全的典型（雪莱语），我却是第一次才阅读到的。三十年前读过兰谟的《莎翁本事》（林纾译《英国诗人吟边燕语》），象暴风雨的一段大概也是有的吧，目前兰谟的原书和林译本都没有，无法。”
一读之下，“莎翁原剧里面的台词和气势的确和我的有平行。”郭沫若解释，自己手里有一部英文的《莎士比亚全集》，是近几天花两百多元刚买到；还有一部坪内逍遥翻译的日文全集本，是冯乃超不久前送给他的，“朋友们我研究一下，我也很想大大地畅读一番，但一直还没有动手。”此刻感觉惊奇之余，为了更好比照（因徐迟手中无原文），郭沫若将相似的一节翻译了过来。那是第三幕第二场“荒原的另一部分，暴风雨继续着”。李尔王与弄臣出场后，李尔王唱着：
“吹吧，风，把你的嘴巴吹爆！发狂吧！吹吧！你倾盆瀑布和龙卷倾泻吧，让水淹掉风车，浸到塔顶！你硫磺臭的如心意般迅速的火呵，你劈破檞树的雷霆的，把我的白头烧焦！你震撼的雷，把这圆而厚的地球打成平板！把自然中一切造型粉碎，把那/使人忘恩负义的一切胎芽一举溃灭！”
“你尽兴地吹吧！喷呵，火！倾呵！雨！你们风雨并不是我的女儿，你们这些元素，我并不责备你们不孝，我从不曾慈爱过你们，不曾叫你们为儿女；你们于我没有什么义务，因此尽可以/无忌，我站在这儿，就象你们的奴隶，是一个可怜、脆弱、衰朽、无告的老头儿可是你们这些尊驾也够无赖啦，你们同我那两个忤逆的女儿伙在一起，把你们的天兵天将向我这样衰老发白的头上进攻！啊！啊！这是！”
郭沫若翻译的这两节原文与屈原的那段独白的确相像。“但我却深自庆幸，我在写《屈原》之前不曾读过《李尔王》。假使我读过而且读得很熟，我的《屈原》恐怕是写不出来的。”
郭沫若说出了艺术创作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崔颢在上，李白不敢题诗。”“不要，我并不是自比为李白，只是到了目前的年龄，已失去了雷同因袭的勇气了。”
这里有外在形式的相像，但内涵呢？郭沫若分析：“好在《屈原》的独白和《李尔王》的也有一些很大的不同，便是屈原是与了，而李尔王依然保持着异化的地位，屈原把自然力与神鬼分化了，而李尔王则依然浑化，屈原主持自己的坚毅，李尔王则自承衰老”
徐迟在信中经过分析认为，“在暴风雨的题材里，莎士比亚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高度，因此超过它是需要一个titanic（巨大）的的。”郭沫若从作者心理角度以及李尔王与屈原实质不同，觉得足以说明问题：“有这些悬异，虽然并没有那种titanic野心，想同莎士比亚比赛，但至少或许可以免掉复制版的嫌疑吧？”
针对徐迟提出以《天问》场面替代暴风雨场面的提议，郭沫若也“觉得假使要照那样修改的时候，恐怕非把全局另作一遍不可。”
对于暴风雨中的屈原独白效果，在读到日译本序中一些引文，郭沫若有些担心。因为有人分析李尔王那段戏时说：然而（在舞台上）一个老人在暴风雨中蹒跚跄踉着的情形实在是只觉得可怜，只觉得狼狈。但郭沫若的信心是：“不过屈原比李尔王年青，境地不是旷野，有缧绁助愤扮演屈原的金山兄关于这层定有深刻的了解，相信也不至于可怜而狼狈吧。”
抗战的背景使得爱国诗人成为人们的象征。当年4月，《屈原》在重庆上演，轰动整个山城。《新华日报》报道：“上座之佳，空前未有。”几十年来这部戏剧作为郭沫若的代表作不断着它的艺术魅力。“屈原”暴风雨夜中的独白，也因为几位优秀演员的渲染而成为人们难忘的经典。
1978年，郭沫若逝世，徐迟写出名为《郭沫若、屈原和蔡文姬》的纪念文章：“请听：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怀里的东西，，呀！在《屈原》这个历史剧中，发生了这样强烈的声音。这是未能如此发出却郁积在屈原心胸之中等待着有朝一日爆发出来的声音，这是鲁迅的呐喊的继续，这是郭沫若的《颂》。”这开篇的话，应是徐迟对其先前质疑的最直接的回应。但他不满足于此：“郭沫若和屈原，历史条件不同，生活际遇不同，然而两个不同的新兴社会阶级的诞生之前的阵痛，却有一定相同之处。阵痛的程度却也不同郭沫若的情感比屈原的感情是更加强烈的，有《颂》为证。”似乎为了进一步突出，徐迟还接续下去：“在《屈原》这历史剧的第五幕第二场中，郭沫若为屈原的形象，向一切阶级的者们，尤其是向着当时的民贼，倾泻了他的的火焰。他登上了，抚彗星！他舒长剑，以幼艾！他向尘寰，向仙山琼阁，投掷他的《颂》。”
在后来的文字里，他特别对自己当时的质疑作了：“屈原这个人物是在历史推移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兴的阶级人物，是反对的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第一个宣告新制度将要来临的诗人。郭沫若在《屈原》中发出了一个者反对的般的挑战，由此剧中人物屈原是与象征时代的了的，郭沫若也是和了的。在莎士比亚的《厘雅王》（今译李尔王）这个剧本中，厘雅是横蛮狂暴的君王，一种的异化的力量，向着同样的贵族阶级，发出没落者的衰颓的，因此是与厘雅异化的，厘雅王不是。莎士比亚和他的时代的也是和异化的，莎士比亚也并非。《屈原》和《厘雅王》两个历史剧的社会条件，历史内容不同，由此将两者拉扯在一起是不伦不类的，反映了我当时的幼稚。”
此时的徐迟，显然完全同意了郭沫若的辨认解说，并坦然对自己的质疑表达歉意。这是一个真正文化人的应有之态。这个发生在当年，事关“袭用”外国名家的插曲，就在此时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