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给现代中国带来了两个珍贵的东西:启蒙的和青春的。启蒙的代表是鲁迅,青春的代表则是郭沫若。”说这段话的是山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魏建。12月1日上午,在郭沫若先生去世40周年前夕,就郭沫若在新文学中贡献的话题,本报记者在济南采访了魏建先生。
郭沫若先生逝世已经快40年了,然而,对他的评价,非但没有盖棺论定,反而分歧越来越大。肯定的声音和否定的声音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极评价”。
12月1日,冬日清晨的山东师范大学校园格外安静,弥漫着书香气息。在教学三楼的办公室,魏建先生接受记者的采访,围绕郭沫若谈了两个多小时。
“科学地认识一个历史人物,要有科学的立场、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评判。”魏建说,“在科学的立场和科学的态度基础上,才能对郭沫若做出相对科学的评价。”
有着“丰赡其学,性情其人”美誉的魏建教授,讲起百年前的那群人那些事,满腔,伴随着他栩栩如生的描述,我们感觉郭沫若模糊的身影渐渐清晰。
魏建教授说:“‘五四’给现代中国带来了两个珍贵的东西:启蒙的和青春的。启蒙的代表是鲁迅,青春的代表则是郭沫若。”
1985年,魏建考入山师中文系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冯光廉教授《现代文学研究之研究》课的课程论文选题让他发了愁。
“冯老师让我写一篇现代戏剧家研究述评,曹禺、田汉、夏衍等著名戏剧家都有人写了,我还能选谁呢?”愁坏了的魏建去找冯教授。“冯老师说还有郭沫若的历史剧呢。我其实知道,但当时对郭沫若不感兴趣,不愿意写。”魏建说。冯教授看出了魏建的不情愿,“你可以对郭沫若不感兴趣,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你不能不了解他。”
冯教授的这句话打动了魏建。很快,一篇两万多字的论文出炉。魏建把它投给了《郭沫若研究》。没几天,主编黄候兴先生来信,说要讨论论文修改,把魏建约到了。
见面后,黄老只字不提论文修改的事,而是对魏建循循善诱,鼓励他从事郭沫若研究,还给了他出席当年9月在湖南张家界附近召开郭沫若学术研讨会的邀请函。在回忆自己郭沫若研究这条学术道的经历时,魏建笑言:“那时我不是奔郭沫若去的,是奔着张家界去的。”
随着研究深入,魏建对郭沫若了解越来越多,发现郭沫若是一个复杂的存在。“郭沫若这个人太丰富了,20世纪少有比他更广博的天才。然而,学界对他的认识还有很多模糊和不准确的地方。”意识到肩上的责任,魏建写了《郭沫若:一个复杂的存在》这部专著。
魏建首先给我们讲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被遮蔽的一面:“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般只是被理解成思想启蒙运动,其实,这场运动不仅是思想启蒙运动,起初是一场青春文化运动。《新青年》1915年创刊,直到1919年初,谈得最多的并不是‘’和‘科学’,而是‘青年’和‘青春’。后来,大家大谈启蒙,把它的青春文化内涵忽略了。”
“这场青春文化运动的前奏,是在日本的留学生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5年1月,日本提出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留日学生群情激愤,最先起来,3000多人在东京。随后,大批留日学生回国,并派代表前往、上海,向,组织活动。在归国的留学生中,就有郭沫若。”5月7日,获悉日本向北洋下最后通牒,限24小时内答复“二十一条”要求,正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郭沫若十分,与同学连夜回国。
“到了上海后,得知北洋已于日本,郭沫若非常,愤然作七律一首: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此日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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